无用之诗与诗意栖居

诗歌总是会面对一种认知上的尴尬。场面上夸奖：“诗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！”而在对诗歌的指摘批评中，有一种说法是，诗人个人的呻吟，没有用。这种说法不会在大庭广众中高声宣扬，但会在私下，特别是内心深处藏着。一旦说出来，也是另一种腔调，无病呻吟呀，自我欣赏嘛，文字游戏啊……特别是对待新诗，有人说过给二百大洋也不看。诗歌尤其是新诗，真的无用吗？没有日常功用的诗歌存在的意义何在？新诗出现一百年了。看起来无用的新诗依然摆在人们面前，恰恰让我们思考，也许新诗证明了个人写作其 “无用之用”，存在且有社会的意义。

古代诗论均认为诗歌能反映社会、时代和民情。朝廷有官员到民间收集歌谣，就是常说的“采风”。借“采风”之说，我们回顾一下新诗的历史。

一百年前，胡适先生发表了他的小诗《蝴蝶》：“两只黄蝴蝶，双双飞 上天／不知为什么，一个忽飞还／剩下那一只，孤单怪可怜／也无心上天， 天上太孤单。”有人把这首诗视为中国新诗的开篇，也有许多人说这首诗太 幼稚了，是大白话，是口水诗。什么叫好诗？不是一个比一个写得精致，也不是后来居上的进化论，而是经过若干年以后，所有流行一时的诗歌都退潮后，它还站在那儿，这就叫好诗。新诗是创新者的试验田，最后能留下的， 必然是与时代社会有关联，记录和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。

比方说这首《蝴蝶》，虽是稚气，但胡适叫中国人知道了，写诗不必平仄押韵，不必用文言文来写，可以想什么就写什么，当然，这首诗还是有格律的影子。《蝴蝶》飞出来是一个象征，象征春天到了，还有点冷清孤单的春天。此风一开，春雷萌动，像春雷一样的这个人叫郭沫若，狂飙般给国人写出一本诗集《女神》。他的诗像疯子一样的呐喊：“我是一条天狗呀! 我把月来吞了，我把 日来吞了，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……”也许今天还会有人说，写得太直白了，口号，一点不含蓄。那个时候不得了，私塾里的书生们还摇头摆尾押韵地念：“两只黄鹂鸣翠柳， 一行白鹭上青天……”突然有一个笔下的诗行像雷声炸响。中国人发现他叫出来的，竟然就是大家想叫的心声，压了几千年的声音，被他喊出来了。有《蝴蝶》报春，有郭沫若雷鸣般狂啸，记录了一 种五四新文化时代的到来。中国新诗就这么风风火火地诞生了。回过头去看，《蝴蝶》没有写学生上街游行，《女神》也没有像救亡传单那样鼓动民众。然而这样的诗，发乎于心，情动于时，让我们再读这些诗章，可以像“采风官”一样体恤五四时期的国民心境。也许，这就是无用之用。

说到诗歌的无用之用，让我想起《庄子·杂篇》中庄子与惠子的对话： “惠子谓庄子曰：‘子言无用。’庄子曰：‘知无用，而始可与之言用矣。 夫夫，非不广且大也，人所以用容足耳。然则厕足而垫致黄泉，人尚有用乎？惠子曰，无用。庄子曰，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。’”这段话饱含庄子智慧。庄子说，土地广大，人站立在足下有用的也就那么一小块，若认为 没在足下的土地无用，挖掉并且一直挖到黄泉，那么足下的有用的那一小块还会有用吗？一段很有意思的说法。我记得刚参加工作，那是相当困难的年代。我住在集体宿舍里，工厂分配给我的家具，是一张床板。床板上放一张 草席、一床棉被、一个枕头，床板下放一个脸盆、一双鞋子。这就安心上班了。每一样东西都有用，缺一不可。这叫生存条件。

那时候，我的枕头下只比别人多一本书，诗歌或小说，有时只是一本过期的杂志。有用吗？没用。但有了这本书，枯燥干涩的日子，好像有了寄托。寄托有用么？没用。但有寄托的日子就像有了润滑剂，过起来就不那么苦涩。现在居住得宽敞多了。再宽的房子，最有用的是睡的床板、坐的椅子、吃饭的碗筷、洗手间里的马桶。吃喝拉撒睡，足矣。那么窗台和阳台上的花草，书房和书架上的图书， 桌子上的艺术品和墙上挂的画……有用吗？多余吗？没有了它们，只叫温饱，有了它们才能靠近诗意栖居。所以，诗歌的无用之用，就是精神上的诗意生存与现实中的诗意栖居。诗歌的无用之用，就是一步步引领我们告别野蛮与低俗，让生活和心灵都洒满文明的阳光……

叶延滨诗二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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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我说

你原谅所有那些伤害过你的人了吗？

——这条春天里解冻的大河

正将那些曾经禁锢自己的冰块

送往春天的阳光

你还记得你所说过的那些美好愿望吗？

——这片开满鲜花的草地

五颜六色的小花在同样的绿草里

草尖和花瓣顶着露珠

改变世界的十行诗

开车的，请把你的倒车镜留给打鼓的

打鼓的，请把你的鼓槌儿留给弹琴的

弹琴的，请把你的乐谱册留给台上的

台上的，请把你的报告稿留给乞讨的

乞讨的，请把你的二胡琴留给当兵的

当兵的，请把你的作战图留给盗墓的

盗墓的，请把你的盗墓铲留给放筝的

放筝的，请把你天上的鸟留给写诗的

写诗的，请把你笔下诗句留给夜行的

夜行的，请把你头上的星星留给众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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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延滨，诗人、作家。1980年，在大学期间发表诗作《干妈》获中国作家协会（1979—1980）诗歌奖，因此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1982年起在《星星》 诗刊任编辑、副主编、主编共十二年。 1994年调入北京广播学院任文学艺术系主任。1995年调到中国作家协会诗刊杂志社 任副主编、常务副主编、主编。先后任中国作家协会第六、七、八届全委会委员。 迄今已出版个人文学专著四十九部。自 1980年以来，作品先后被收进国内外五百 余种选集以及大学、中学课本。部分作品被译为英语、法语、俄语、意大利语、德 语、日语、韩语、罗马尼亚语、波兰语、 马其顿语等。曾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诗歌奖（1979—1980）、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新诗集奖（1985—1986），并先后荣获四川文学奖、十月文学奖、青年文学奖 等五十余种文学奖项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，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名誉委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