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爱和冷与暖

大爱的诗歌首先就是情与义的写作。在2013年，我在一篇文字《百年 新诗应该坚守些什么》中把情义理解成一种大爱，认为“有情义的诗歌有温 度，它是雪里的炭火。写温暖的诗歌，给读者带去热量是当下每个诗人的责任”。我之所以呼吁诗歌要有情有义，是因为当下的诗坛一直被一种阴冷和自私的情绪笼罩着，虽然这些冷漠冷酷冷静的诗歌有时也能逼近真相，但读后让人感到寒风刺骨、心情阴郁，加之有些诗歌透出的戾气 、邪气 、痞气 、怨气 、恶气，有让人窒息的感觉。其实这就是一种阴霾，让人对人生没有信心，不想活了。而诗歌乃至整个文学还是要引导人性向善向美，所以诗人必须走出自囚的冷窟，走到蓝天下面，给读者以阳光雨露和圣洁与爱。而情与义就是诗歌中的氧气阳气浩然正气，有它吹拂，诗坛一定会阴转晴，且阳光普照！当前必须呼唤和强化诗人的情义意识，不仅让有情有义、重情重义成为诗人的品格，还要将这种品格日常化，成为诗人的一种习惯和本能，让这种明媚的潜意识牵引着诗人的思维想象，晴化和暖化着诗坛。

写作上，情与义具体为感恩与给予。“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”，这是中国最典型的对待情义的态度和行为。还有就是要不图回报地对一切美好的人、物以及一种品格，怀有热爱、敬爱之情。譬如美好的心肠、舍己为人的行为，还有大海上初升的朝阳、辽阔的草原，以及平安地活着等等，都值得诗人深情地鞠躬，这就是诗歌赤子的炽烈之情。需要强调的是，情与义的诗歌不是浪漫主义，而是现实中的现实，是创作的底线和中轴。它不虚妄，是真与信的写作，是对人性的肯定，是正能量的写作；它让人生有着落，也让情怀不再玄幻。譬如憨黑的刘年笔下的大凉山，苍凉中有关爱：当他看见破 烂不堪的小学校，立马将刚得的两万元奖金捐了出去，他自己却住在北京简 陋的出租房里，过着拮据的生活，经常吃方便面。我把这看作是比诗本身更有价值的行为之诗，只有人才是情义之根、大爱之源。

大我和轻与重

“情”与“义”构成了本土诗歌的伦理。我个人比较看重的是诗歌中 “义”的部分。“义”常和“侠”连在一起，侠义是情义的升级。侠义不仅 体现在情感上，还体现在行动上。它代表着正义和真诚，坦荡和牺牲。古人云：“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”在作品里就是正义感和同情心。诗人就是一 边要对不公正、非人道、不合理的事物揭竿而起，一边要对卑微的、苦难的弱小者投以关怀，并予以拯救。前者是侠骨，是诗人的良心，后者是柔肠， 是诗人的慈悲心。说实话，现在这种具现实精神的诗歌并不少，但都比较细碎，细碎在鸡毛蒜皮的琐事中。把现实精神日常化是诗歌之幸，但作为现实主义主流，还须有重大之诗、扛鼎之作，需要诗人对重大事件、重大题材， 发重大之问、之思、之浓重笔墨。就像二十世纪新时期诗歌最先拉开思想解放的序幕一样，诗人和诗歌要永远走在时代的前面，发大音、重音。诗歌有了这种“重”，作品才能揳入心灵，才能与生命、与精神联系起来，让灵魂抖擞和震颤，从而增加作品的重量和力度。

令人遗憾的是，现在一谈时代和大我，好像就是正统了，虚伪了，没“我”了，就会遭到很多人的不屑，甚至嘲讽。这正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。生活中，我们都喜欢能为别人付出的人，那么写诗为什么就“躲进小楼成一统，管它春夏与秋冬”了呢？我喜欢那些超拔得一尘不染的甚至禅化的永恒之诗，但我觉得能为眼前的闹心、烦恼、不幸和不公呼喊并写作的诗人更是及时雨。自娱自乐无可挑剔，自娱他乐更好，自不娱但让他人乐就更有境界了。社会须进步，诗歌要重量和力量，时代需要匍匐在大地上的赤子，以泣血般的忠诚和责任推着时代前行。

需要提醒的是，在现实精神日常化和普遍化的同时，诗人还需要避免时髦化，写作若成流行状就是病了。批评诗太脱离现实，于是就一窝蜂地写平民、草根、卑微者。反映民间疾苦没错，但是一夜之间都是这些，没感受也写，就是假慈悲。炫苦难、炫悲哀，与炫富一样遭人厌恶、令人唾弃。诗歌永远是真感情的，偏离心灵的现实主义都是假头套，风一吹，就露馅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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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犁（原名李玉生），中国著名诗人，诗歌评论家，现为中国诗歌万里行组委会副秘书长，世界朋友节联合创始人。出版诗集有《大风》《黑罂 粟》《一座村庄的二十四首歌》，文学评论集有《烹诗》《拒绝永恒》，诗人研究 集有《天堂无门——世界自杀诗人的心理分析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