勾栏瓦肆中的文人救赎

——读朵朵《花台弟子柳永》

祁人

　　《花台弟子柳永》是著名作家朵生春（朵朵）的一部长篇力作。这部约30余万字的人物传记，上个世纪末以《文人末路》的书名出版以来，反响不俗，引得一股柳永研究潮。现又新瓶装老酒以书名《花台弟子柳永》重新面世，可见读者看好，也令书界关注。今又读之，仍爱不释手，思绪满怀。

　　如同所有的纪事文学一样，《花台弟子柳永》在形式上与其它并无二般，乃叙事咏人之作。所不同者：其一，特定的人物对象，决定了创作内容的悲欢特性。作者对于柳永一生的追述，固然不同于历史小说，不仅仅是对于一个古代文人的凭吊，似乎更像是对那样一个风花雪月时代的追思与缅怀。作者描述柳永的人生经历，乃是借柳永以抒情怀，创作上的主观色彩是浓郁而深情的，在叙述上也超乎一般意义上的纪事文字。其二，人物的特性和创作者的主观情绪，决定了该书语言基调的崇古性和抒情性，遂构成这部作品的特点：天下第一情种、浪漫多彩故事、忧悒诗意言说。窃以为，这是目前为止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，惟一较为客观、全面、直接而又生动地为宋代大词人柳永树碑立传的文学作品，也可说是最具文学性、欣赏性、可读性的一部传记经典。

　　为柳永立传，是需要勇气的。作者由柳永的放浪多情展开叙述，这在古今似无争议。然而历史上更多地是将柳永定位于悲剧性的落魄文人，多夸大其官场的失意，而对其流连青楼酒色、往复勾栏瓦肆，更是鄙夷、谴责。《花台弟子柳永》对此显然不予理会，其本意并非取决于柳词的成就——尽管柳词艺术贡献及历史地位早有定论——作者更注重的是，这个被皇帝老子、宰相大人乃至所谓文人雅士看作“多游狎邪”的风流情种骨子里，那种“正人君子难得的品格和那时朝野话语相对时的文人骨气”，这才是作者创作冲动的历史缘由。由此，亦可见作者作为一介文人的真性情。

　　在古今文人里，柳永是一桩个案。柳永字耆卿，名三变，因家中排行第七，又叫柳七。柳三变原本与众多文人一样不能脱俗，他何尝不想当官发财（其实当个小官也就罢了，倘要真当了大官，没准历史上也就没有柳永其人了），他也身怀着一腔抱负，然而历史就是历史，宋仁宗的一句“何须浮名，且去填词”便将其打入另册，同时也造就了柳永的特别。柳永的特别不在于官场失意，官场失意者有史以来数不胜数，且大多平庸无为。柳永之所以特别，在于他的“忍把浮名，换了低斟浅唱”!——好一个白衣卿相，虽怀才不遇，却因酒色生才气，“便纵有千种风情”成为天下第一情种，最终鸟落民间、名垂千古，实可谓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。

　　毫不夸张地说，《花台弟子柳永》一书对柳永一生的肯定乃至崇拜，是令我感动和敬佩的。作者对于柳七才华横溢、不惜自毁声名而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，生前自沉于市井花巷，死时“群妓合金葬之”的人生际遇，除了报以极大的同情和不平，更多的是欣赏和崇敬。千年之前柳永对于自身遭遇的感受，我们今天不得而知，但柳三变对生活的积极态度与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的人格魅力，是真实、感人的，书中许多儿女情长的细节描写，更是细腻、生动，催人泪下。想到当下时代，比起古人柳永，今天的文人们似乎便缺少了一种乐为情生敢为情死的勇气和真情，即便是比起“不愿君王召，愿得柳七叫；不愿千金黄，愿得柳七心；不愿神仙见，愿识柳七面”的虫娘、安安、莺莺等古代妓女们来，似乎也多了媚俗少了坚贞。

　　诚然，不能说柳永有着多高的追求，但柳永的生活态度是一种人生境界。倘时光回转，可以想见这样的情形：一是多少所谓的文人雅士，正热衷拜倒于皇帝老子的一纸诏文，又有多少因官场失意被踢出金銮殿者，将整日徘徊于皇宫大院，祈求着又得新宠？二是古往今来，逛过窑子、进过妓院、找过三陪、包过二奶者，上如皇帝老子、下如范仲淹者，谁不是前脚进去风流浪荡，后脚迈出道貌岸然？谁能像柳七一样在乎而不企求？谁能如柳三变一样脱下了虚伪的面具而贴近劳苦大众？谁能以柳永的市井文化观念与人生态度，为其歌为其咏？我相信态度决定着一切！柳永词的成就是取决于他对妓女的态度，柳词可以说是一个文人于勾栏瓦肆之中精神的自我救赎。妓女当然也是社会大众的一分子，也是受苦受难、为生计而挣扎的群体。《花台弟子柳永》所展示的柳永沉潜于市井之中，与妓女们发生的真情故事，以及他视妓女为衣食父母的态度，谁能说不是一种文人的境界和进步？——即便今天，这种境界当今文人又有谁能与之比肩？

　　草色烟光残照里，风萧依旧月中闻。柳永的时代过去了，《花台弟子柳永》的故事不会重生。不是没有虫娘，不是没有安安，而是柳永只有一个，千年只此一人。透过闪烁的时光，吟咏“杨柳岸，晓风残月”之句，想到柳七官人的一生风流情怀，心中不免冒出“勾栏瓦肆”意念，却被一阵阵车轮声淹没，忽觉惊出一身冷汗——重读柳永，缅怀斯人，吾辈自惭形秽也！